作为谈判筹码的电：五卅运动的另一个历史面相

1925年夏天，日益仰赖新扩容发电厂电力的纱厂老板开始意识到，伴随新技术而来的是政治风险。1925年5月，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为导火索，各地陆续爆发反帝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电力供应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用作政治危机中的谈判筹码。由于上海工部局对全市工业实施停电措施，处于罢工运动中心的纱厂不得不停产。而那些一直自发电的华商纱厂反而能够在这场政治危机中继续其部分生产。

1920年杨树浦发电厂外景

 

上海工部局在大罢工刚有苗头时就着手保障公用设施的运行。1925年6月1 日，上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第二天，一队美国海军进驻江边电站和自来水厂。6月4日，1300名中国电厂工人加入总罢工。1925年夏天，共有来自200家企业的约20万名工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罢工行动。

工部局电气处雇用了100名俄罗斯工人顶替罢工工人，以维持至关重要的电力系统的运转。总工程师奥尔德里奇打算开除46个罢工的中国工人，长期保留30个俄罗斯工人，以“形成未来在罢工中可以仰仗的核心团队”。1925年6月29日，电气处决定：自7月7日中午12时起，停止向食品厂之外的用户供电。理由是人手不足。后藤春美（Goto-ShibataPalairet）指出，英国驻北京公使白慕德（Charles Michael Harumi）为了解决罢工问题，以断电向中国当局施压，要求其处理煽动罢工者。公共租界内的中国人则向意大利总领事罗西求助，但罗西向工部局发出的威胁空洞无物，只有被无视的份儿。

电力封锁对上海纺织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持续两个月的工厂停摆让中国纱厂老板损失了326万元。5家安装了发电机的中国纱厂在7月恢复生产，每周售出285包现纱。随着50万枚纺锭停产，现纱产量每天减少1000包。

日本纱厂更是首当其冲，损失巨大。7月16日至27日，中方派出的交涉员许源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Yada Shichitaro）就解决罢工问题进行了磋商。正当中日双方即将打破僵局时，日本纱厂老板要求在工人复工前恢复供电。但电气处执意要等到罢工完全结束才恢复供电，回绝了日本董事樱木（S.Sakuragi）的要求。8月11日，日本纱厂老板和中国工人达成妥协。双方谈成的六大条件中有一条是：“自行发电的纱厂必须立即复工。依赖电气处供电的纱厂在供电恢复后立即复工。”这一条意在防止工人在纱厂尚未复工之时就要求厂方支付薪水。

而英国依然利用其对电力的控制拖延解决罢工问题。8月13日，总工程师奥尔德里奇再次回绝了日本恢复供电的要求，并表示：“在电气处职员依照工部局的条件复工前，电力供应不可能恢复。”当时，英国人已经意识到因日本虐待中国工人导致的劳动争端演变成了对英国的抵制。中日之间解决了彼此间的分歧，但英国工厂内的对峙尚未结束。8月21日，英国驻沪领事西德尼·巴顿（Sidney Barton）在发给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一封备忘录中表示，不同意任何“使日本纱厂复工，而英国纱厂却因反英罢工而继续关闭”的安排。在这份文件中，巴顿认为电力供应是“最有效的武器”，“可以增加足够的志愿工人保障向日本工厂供电，但在恢复正常之前拒绝向中国工厂供电”。巴顿还倨傲地对日本纱厂联合会发出的抵制工部局电气处、自行建立发电厂等威胁不屑一顾，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在处理日本纱厂罢工中出现的排外尤其是排日骚乱时，上海工部局偏袒日本利益，因而引起了5月30日的大罢工。”许源成功解决了日本纱厂老板与中国工人间的矛盾，并主动表示将说服中国工人在8月26日无条件复工，但工部局电气处执意要开除200名中国工人，而留下之前替代他们的俄罗斯工人。

巴顿表现得很强硬（saber-rattling），但几天后工部局的英国董事们就已经明白断电策略不可持续。工部局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警告道：中断供电会让上海的中外势力都认为工部局成了英国利益的代言人。他认为：“因此，任何产生工部局偏袒某个特定国家利益印象的行为都必定会被有意向改变工部局现有管理模式的各方势力解读为改造工部局的理由。”他因而建议回复中国外交部特派交涉员，明确表达：“当所需工人复工后，工部局将立即恢复供电。”

英国人做出了退让，撤回开除200名电力工人的决定，但依然表示会解雇那些无用工需求的工人。9月8日，英国人主导的工部局恢复了供电，但18天后工人们才被劝服在英国工厂复工。

五卅大罢工后，上海棉纺织业经历了一场衰退。上海纱厂停产后，日本棉纱涌入中国市场。为绕过对日本商品的抵制，分销商将这些棉纱的品牌标签去掉，贴上显示其为中国制造商品的标签。在五卅的余波中，一批在华日本纱厂关闭。1925年，纱厂数量从26家减至22家，1927年回增至24家。1927年4月，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反共事件，此后直到1929年初，上海没有一家新纱厂成立。经常性的罢工运动严重损坏了交通网络，也阻碍了江边电站的进一步扩建。尽管上海棉纺织业急剧衰退，其他行业的电力需求依然增加了电气处的收入。

尽管电气处为工部局提供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上海工部局在罢工出现之初就计划卖掉它。电力专门委员会董事白克（A.W.Burkill）对此的解释是，卖掉电气处可以确保电力“仅被视为超越政治影响的纯工业行为”。

白克认为，电力的企业化可以保障电力供应便宜而充足，并消除因工部局对五卅大罢工处理方式而产生的不信任。上海电力市场增长潜力巨大，这意味着工部局能把电气处卖个好价钱。至1920年代后期，上海发电厂比英国曼彻斯特电厂销售的电力还多，荷载系数也更高。1929年4月，工部局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以8100万两白银的价格将电气处卖给美国电气债券和股份公司（EBASCO）。基于稳定的财务预期，公司很快安装了一台中压锅炉，将发电厂的装机容量提高至16.1万千瓦。电气处更名为上海电力公司，做好了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的准备。

1929年新成立的4家纱厂成为新组成的上海电力公司的潜在客户。申新第八纺织厂和协丰纱厂没有采取自发电模式，而是选择向电力公司购电。1932年，在刊于《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的一则广告中，上海电力公司宣称为上海实业界供给的电力为“十九万三千马力以上”，“在上海只有本公司能供应此项电力”。

公共租界之外的纱厂也开始向电力公司购电。地处浦东的恒大纱厂便为其中一家。因成立时附近没有电厂，它原本依赖的是厂内一台500千瓦发电机组。1932年，浦东电气公司建立，恒大纱厂便直接从该公司购电，不再内部发电。但并不是每一家新成立的纱厂都采用申新第八纺织厂和协丰纱厂的做法。1929年，杨氏开办了隆茂纱厂，后又买下了东华一厂的资产。

东华一厂由日本商人于1920年开办，当时河边电站尚不能满足所有纱厂的电力需求，所以通过一台1250千瓦的发电机组供应600伏、60赫兹的电。而上海电力公司供应的是220伏、50赫兹的三相交流电，和隆茂的机器并不匹配。为了与其他从电网购买便宜电力的纱厂的成本相当，杨氏筹资600万元更换纱厂设备。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中日双方交战。隆茂的设备还没更换完，上海就发生了大规模空袭。隆茂恰好处于交战区域附近，遭受了巨大损失，不得不在1932年破产清算了所有资产。

隆茂的垮掉证明，资本不足迫使中国小型纱厂为节省设备成本而采用过时的技术，最终走向低效率的生产模式。1933年，一项由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资助的调查揭示了棉纺织行业存在的低能源效率问题。纱厂是电力消耗的大户，但其经济价值和能源消耗之间的比例较低。纺纱和织布消耗了上海34.3% 的电力，但其产值只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28.5%。上海棉纺织工业覆盖洗棉、纺纱及织布全流程。按照卡洛斯·布洛基（Carles Broggi）的观点，这种纵向整合“在生产竞争，较少的情况下、生产了价格高的精细产品”，从而保护工厂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织布业同样是能源高消耗产业，它消耗了上海5.52%的总电量，但只贡献了3.57%的工业总产值。

尽管上海电力供应日益充足，很多纱厂还是继续使用自发电。截至1933年，上海纱厂12.5%的动力来自自发电。自发电的持续存在，其原因不仅在于老纱厂需要使用蒸汽马达驱动旧设备，还源于纱厂老板对完全依赖外国人所有的电力公司供电充满疑虑。过时技术的使用降低了上海棉纺织行业的能源效率，电力使用权的不平等使得上海工商业界充满了怨愤与不信任。

上海之外地区的纱厂通过自发电实现了扩张。在无锡、常州、南通等主要产棉区，当地发电厂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无力购买新的发电机满足当地电力需求。1921年至1923年，无锡投资40.3万元成立了5家本地发电厂，其装机容量从10千瓦到100千瓦不等，使用的是老式蒸汽机和燃气机。相比之下，1905 年成立、投资125万美元的无锡振新纺织有限公司装备的是一台1544千瓦的蒸汽机。1921 年，双倍投资的庆丰纺织公司也选择了安装一台1000千瓦的蒸汽机。

因当地发电厂的发电量远不及纱厂的电力需求，长江下游地区之外的纱厂仍然自行发电。1916年，青岛内外棉纱厂成立，而德国人留下的青岛电厂已在1914年11月日本强占青岛时被毁坏。直到1919年12月，日方才安装了一台1200千瓦锅炉，修复了青岛电厂。1929年， 青岛四大日本纱厂（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富士纱厂、宝来纱厂） 拥有5万千瓦装机容量，是青岛电厂的10倍。b天津（河北省）和武汉（湖北省）的华商纱厂情况类似。至1934年，纱厂发电量占到全中国发电总量的43%，其消耗的电量则占自发电总量的58%。

能源短缺是中国纱厂面临的主要发展障碍。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有一家纱厂选择自建发电厂。这家纱厂就是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作为一位士大夫，张謇离开翰林院后，趁清末维新之际开始兴办实业。大生拥有87852 枚纱锭，是上海之外地区的最大纱厂。正如柯丽莎和邵勤指出，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成为实业救国和地方自治的平台。电力供应对于实现张謇将南通打造为“模范县”的设想极为关键。邵勤研究发现，早在1920 年其家族开始涉足其他实业时，张謇就曾计划创办一家区域性电厂。

大生二厂（启东二纺）

 

1932年，大生纱厂向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提交了开办电厂的申请。当时大生需要至少4000马力驱动其240台织布机。当蒸汽机年久失修，纱厂老板们一般通过安装柴油发电机弥补电力之不足。但这一做法提高了燃料成本。

于是大生希望通过建立自己的电厂“摊平电力成本”。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黄辉当时是建设委员会的工程师，负责处理大生的申请。他认同大生的各项评估，在检查报告中写道：“该公司虽接近产棉区域，采购原料颇占便宜，但其制造成本仍属钜重，以致难以与在华之日本纱厂与新式中国纱厂抗衡。”

黄辉将大生生产成本高昂的原因归结为三点：（1）设备老旧；（2）债息负担重；（3）社会事业维护成本高。

尽管19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影响了工厂收益，大生仍力推设立电厂的计划。1932年，股东们批准了一项筹资计划：大生拿出3万元现金作为启动资金，同时资产抵押贷款5万元。1933年，大生向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申请电厂运营牌照。为了方便运输电力设备和燃料，新电厂建于长江沿岸，就在大生二厂的隔壁。电厂被命名为天生港发电厂，装备了一台每小时生产25吨蒸汽的英国产锅炉和两台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简称AEG）制造的、装机容量为750千瓦的发电机组。

新电厂将位于市郊的大生一厂和位于长江沿岸的大生二厂连接了起来。其所发的电通过一条15公里长、22千伏的线路传输，沿线的工厂都可以连上这一新电网。天生港发电厂将多余的电卖给通明电气公司，后者当时已为南通提供了三四十年照明服务。两家公司在其特许范围内都是独家经营。

国家管理部门对大生所建发电厂的表现相当满意。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恽震负责战时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只要求大生对电厂做细微调整。当他和黄辉到电厂检查时，发现那里设备状况良好，因而免除了对该厂的压力测试。黄辉报告称，发电厂每天发电8万度，荷载系数为97%左右，这意味着电厂发的所有电几乎都得到了使用。天生港发电厂并没有妨碍通明电气公司的发展，大生纱厂的电费为每度1.65分钱，剩余的电卖给通明电气公司，售价为每度2.65分钱。通明电气公司大幅降低了南通的电费，使其仅为附近丝织中心湖州的1/4。

结果湖州的丝织业老板以南通的低电费为据指责本地电厂漫天要价。长江下游地区纱厂的电气化进程表明，资本短缺的中国工业在寻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面临种种挑战。清末至民国初期，中国工业快速发展。蒂姆·莱特在其对1937年前的中国煤炭工业的研究中引用了约翰·基·张（John Key Chang）的发现：1912年至1936年，中国工业净产值每年以9.4%的速度增长。

但总量的数字只告诉了故事的一面。上海诸纱厂间不平等的用电权揭示了“速度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如何影响了中国早期工业的面貌。因为无法从电厂电网购电，纱厂老板们不得不安装过时的、由蒸汽马达驱动的机器，或是负担维持内部自行发电的成本。尽管1929年上海电力公司企业化后，从电网购电的成本下降，上海的很多纱厂依然依赖自发电。“自发电”模式的持续，其原因不在于保持经营灵活性，而是受制于资本短缺。和隆茂纱厂一样，资本不足的工厂无钱更换新机器，不得不继续使用过时的技术。它们不得不牺牲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以换取短期的经济收益。南通大生纱厂自建发电厂只是个例外。其他纱厂缺少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源，无法复制大生纱厂的做法。

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电力斗争也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经济主权观念。在强有力的管理机构缺席的情况下，各国资本家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英国人主导的上海工部局出于保障公共租界繁荣和各国纳税人利益的目的接手供电事业。但自1914年开始为中、日、英三国纱厂供电之日起，上海工部局电气处的公正性就饱受质疑。中国纱厂老板连接电厂电网的要求一再被拒绝，他们认为电气处给予日本和英国纱厂优先用电权。非中国籍的资本家之间也存在冲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为了迫使中日之间达成妥协以及报复日本挑起的对英国的抵制，英国干脆直接断电。五卅惨案也激发了中国工人和资本家的民族主义情感。

在1920年代走向成熟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了外国资本家主导的电力工业带来的不平等，因而倡导通过电力工业的国营化解决用电权不平等的问题。郑友揆作为中国第一代经济史学家之一，明确表达了对基础设施国营化的支持。在其有关1949年前中国经济研究的结论中，郑友揆认为建设一个高效、诚实和有竞争力的政府是打破中国社会经济“僵局”的必由之路，并呼吁国家强制介入从消费品位到投资方向、资本筹措等经济的方方面面。

在后面的章节中，本书将讨论经济民族主义如何激励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将其职业生涯转向公共服务，从而带动了国家高度干预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后四十年战争和革命时期的兴起。

在高度压缩的二十年间，上海纱厂完成了电气化进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人类世时代大加速发展的参与者。工部局以英国5家最大电厂为参照评估江边电站的表现。1920年代后半期，上海在售电量及荷载系数方面均超过了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利物浦和谢菲尔德。聚集在杨树浦路的工厂出手买下了上海电力每次扩容后增发的电。1920年代的上海仅用了十年便完成英国费时百年的历史过程。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占领上海，上海的电力增长戛然而止，但加速发展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成。长江下游地区经历的则是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下一章中，在丝绸生产中心湖州，主导上海工业发展的帝国主义势力将退居幕后。我们将聚焦当地精英阶层如何利用新能源技术掌控当地工业的生产模式。湖州能源政治中弥漫着本土主义，当地实业家带头反对中央政府管控电力工业。如果说纱厂促进了集中化电力系统的兴起，丝绸工业导向的则是满足小地方用电需求、高度本土化的电力网络。就如电动丝织机和机器化纱锭编织着不同的图案，它们开创出截然不同的国家经济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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